第二章 往事如烟 7、官本位
“那么东州的优势是什么？”记者又问。
“‘经营城市’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东州市长后提出来并积极倡导的，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
薛元清的讲话很具煽动性，他作秀的本领一点都不比李国藩差。
我记得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李国藩和张国昌邀请了二十几名东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在会上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大谈东州经济GDP的增长，当时李国藩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作秀让这些经济顾问们对自己在东州的政绩在理论上拔拔高，没想到却遭到了批评。
一位姓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肃指出了东州经济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增长也要讲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东州市决策层对这一点的认识有误区，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认为增长了就是发展了。其实，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无发展”。东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两位院士对东州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这使李国藩的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张国昌说，各位对市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各位都是专家院士，是东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郑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很为难。他们说，能不能给东州市的院士“市长级待遇”。
我没想到两位院士还有这种官本位思想，科学的最大悲哀就是给有成就的科学家戴上一顶乌纱帽。不过，我看得出，如果选这两位院士当市长，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抛弃得之不易的院士头衔。这是不是科学制度的悲哀。
这件事让我认真地思考了市长都有什么待遇，答案是：一个不腐败的市长只是人民公仆，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一个腐败的市长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么待遇就有什么待遇。
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做是实现自我价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现实生活很难证明，想当官的人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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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城市’的理念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经营城市’的新理念是我就任东州市长后提出来并积极倡导的，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
薛元清的讲话很具煽动性，他作秀的本领一点都不比李国藩差。
我记得在一次经济研讨会上，李国藩和张国昌邀请了二十几名东州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在会上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大谈东州经济GDP的增长，当时李国藩的本意是想通过这次作秀让这些经济顾问们对自己在东州的政绩在理论上拔拔高，没想到却遭到了批评。
一位姓郑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严肃指出了东州经济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增长也要讲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说，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内涵完全重叠的概念。东州市决策层对这一点的认识有误区，总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认为增长了就是发展了。其实，根据发展的类型，有的是“高增长、高发展”，有的是“高增长、低发展”，也有的是“高增长、无发展”。东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高增长、低发展”的怪圈，落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
两位院士对东州的发展提出了批评，这使李国藩的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张国昌说，各位对市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各位都是专家院士，是东州市最大的财富，有什么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郑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李市长和张副市长很为难。他们说，能不能给东州市的院士“市长级待遇”。
我没想到两位院士还有这种官本位思想，科学的最大悲哀就是给有成就的科学家戴上一顶乌纱帽。不过，我看得出，如果选这两位院士当市长，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抛弃得之不易的院士头衔。这是不是科学制度的悲哀。
这件事让我认真地思考了市长都有什么待遇，答案是：一个不腐败的市长只是人民公仆，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一个腐败的市长自认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么待遇就有什么待遇。
如果官员把权力看成是公众的，就会运用权力造福社会；如果官员把权力看做是实现自我价值用于自我享受的工具，就会危害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现实生活很难证明，想当官的人都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目的。理性的社会学者更愿意把职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作人生方式来考察。既然是投资，每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考虑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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